王安石和宋神宗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是他们都是“法家”(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)

王安石和宋神宗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是他们都是“法家”，

作为英宗的儿子（宋仁宗没有孩子），宗申必须为父亲洗清罪名。他要向宋祖宗、各宗族、子孙证明，他和他的父亲都是不愧为大宋之子；他要改变宋朝建国以来对外关系的被动局面，扩大版图，建立超越先祖的伟业；他想要我也想要一个和平的礼乐制度。

年轻皇帝的欲望就像咳嗽和爱情一样无法隐藏。当他第一次见到老将富弼时，他说：“问北方，这些事情就很清楚了”。富弼立刻警告宗申不要惹事：“如果你二十年没有当过兵，就不应该立功受赏，如果并肩作战，你的命运也不会好。”

皇帝的愿望必须转化为国家意志，进而转化为推动国家机器的齿轮高速转动的政策。最大的障碍不是一两个老干部的反对，而是实际的经济困难。

财务困难是普遍现象，造成财务困难的因素可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。

主要有以下三个长期因素：

首先是增兵政策造成的巨额常规军费。宋朝的士兵都是职业军人，有国家财政支持，数量众多；

其次是官员的工资支出。宋朝的高级官员待遇很好。前所未有的是，中下层官员收入不高却能养活一个大家庭。官僚与士兵一样，人数多，费用高；

三是辽、西夏的“治安维护费”。辽称“念毕”，夏称“念慈”。它们有着不同的名称，代表了国家之间不同程度的关系，但本质上都是宋政府为了维护和平而向其他政权缴纳的保护费。

短期因素包括真宗的祭祀运动、仁宗对西夏的军费支出、皇帝的丧葬等。到宗申上台时，宋朝已经经历了四年的大丧，这让仁宗和英宗两位皇帝的日子更加不好过。

财务困境确实存在，如何缓解？当时的主流思路很简单，就是“节支”。例如，对于英宗的葬礼，财务部门的建议是：“至于那些不着急的人，不要把小便宜视为无用，也不要把小费视为无害”。总之，尽量省钱！

宗申理解并接受财务困难和“花钱”政策。他下令减少英宗皇陵的预算规模和遗赠的赏赐数额，甚至解释了他父亲过去的浪费，说：“先仁宗的葬礼远离嫌疑，不敢削减。”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。” —— 始皇是仁宗的教子，不敢减少丧葬规模以避嫌。我既然是先皇的儿子，就没有这些顾虑。 ——该砍了，该省了！

丧葬费用可以节省。理想呢？我们必须找到善于理财的人。那是谁？张是第一个被封神的人。

张是一位经过实践检验的金融专家，具有一流的执行能力。他两次担任三任秘书（财政部长）。

张第一次担任三书记，疏浚汴河，整顿漕运。卸任时，他积攒的粮食足够三年，马草足够六年。

我第二次到的时候，由于前任工作不力，北京只够一年半的粮食，只够一年的马匹。张上任后，不到一年，京师就有了五年的粮食储备。

张不仅拥有行政权力，对国家的财政规划也有全面的考虑。任宗超的历史是《漕运十四策》。他重点阐述了改善水运的十四条政策。宰相富弼为仁宗念《十四策》十刻钟，即一百五十分钟。旁边的哨所很不稳定，但富弼却全神贯注地读书，以至于仁宗对安念念不忘。

富弼表示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演出，它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基础。 “十四大政策”后来全部落实，北京的粮食供应得到根本改善。张的业绩甚至成为仁宗中后期国家财政的指导性文件。 “法庭的每一次得失，都要根据公开表现来讨论。”

上图反映了《清明上河图》 的一小部分。我们可以看到1000平方英尺的商店入口处有一辆独轮手推车，上面放着一堆钱。旁边，两个人正在摆放店里一天的营业额，也就是营业厅赚的钱。他们用这辆独轮手推车“运钞车”将收益运送到银行存放。可见焦店的生意不错，也能体现出北宋社会的安定和平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所反映的繁华街景，只有法院通过有效的理财措施压榨百姓，而不是盲目增加税费，才会出现。

张先生的理财有两个特点：

首先是保守改革。张之所以能够在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的情况下，提高旧机构的效率，让其高效运转，是因为他了解宋代金融机构的运作状况，并且有很好的改进方法。

第二，他是儒家。与当时的主流一样，张也主张“开源节流”，反对通过增加税费来压榨人民。

上帝赐予张氏“参与者——”的称号。后来王安石用这个称号主持政务，推行新法。

张是王安石以前的政治家，他对王安石的印象非常不好。如果张能主持神宗政务，那么王安石的变法也许就没了。偶然因素改变了发展方向。张一上任就学习政治。还没等他发挥自己的才华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。按照儒家礼仪，张暂时退出政坛，因为王安石已经在位了。

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与张氏完全不同。他走的是法家路线。王安石宣称“善于理财的人，不是百姓所赐，而是国家所赐”。正如司马光所说：

，这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。 “四人分业，有士、农、工、商。”所谓“民不赋税”，就是对四民之一的农民不赋税。桑弘羊实行盐铁专营，要求商人和手工业者申报财产纳税。每辆车、每艘船都必须纳税；财产申报不实的，将被送往边境，并没收其财产；他们还鼓励举报人。桑弘羊还实行平损的办法，低价买入，高价卖出，政府充当大商人的角色。从“国家人民”的角度来看，桑弘羊确实是成功的。但如果把皇帝、政府、士农工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，追求整体的和谐共荣和帝国的长治久安，那么桑弘羊就失败了。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，扰乱了经济秩序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，最终引发了民间反抗。

现代人对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个普遍误解是“民不增税，国家用财”发展生产。伴随着这种误解的，还有对司马光的蔑视。司马光曰：“天地所生之财物，仅此而已，不在民间，则在大众之中。”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司马光没有认识到社会财富的增长潜力。

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鄙视司马光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亲历、亲耳、亲眼目睹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。过去四十年来，财富增长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，从个人和家庭到城市和国家。 “天地”还是那个“天地”，但里面的“货物和财富”却已经增加了一倍。因此，我们很容易认为司马光过于保守。

现代人以现在来评判过去，鄙视司马光。可以理解，但这是不公平、不科学的，因为“北宋的中国”绝对不是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”。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逻辑来衡量和评判几千年前的历史是非，实在是欠考虑的。过去四十年是什么推动了财富增长？制度创新、科学发展、技术进步、资金投入，同时我们也有长期领先的西方文明的引导和示范。当司马光、王安石讨论“天地之物财”时，这些因素都没有出现。

如果没有上述革命性因素，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呢？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加，那么理财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分配问题，不是在公众之间，而是在人民之间。这是“富国”和“富国”之间谁先谁后、如何协调的问题。司马光说的是真的。

事实上，王安石也曾说过类似的言论。王安石曾撰文反对奢侈，提倡节俭。其中一句格言是：“天地生财有时，人的努力也是有限的，而日夜的开支却是无限的。用时间的财富和有限的力量给予无限的开支。”如果不加以控制，所谓的积累就会涓滴而去，斯人怎能不贫穷、浪费呢？能做的也有限，但消耗却可以日日夜夜无穷无尽。用有限的财富和有限的人力来供给无限的消费。如果没有节制，积聚如细流，分散如浩水。怎样才能让人民摆脱贫困、困苦呢？

王安石的这句话，与司马光的“天地所生之财物，仅此数，不在民间，乃在公家”如此相似。多么相似啊！然而，当“欲成大事”的皇帝对财政贫困表示忧虑时，王安石却说：“善治财政者，不为民所赐，而为国所免”。

王安石的法家色彩是毋庸置疑的。法家和儒家有什么区别？

法家把皇帝的朝廷放在第一位。它把朝廷和国家的目标放在第一位，把人民的福祉视为必要的牺牲，没有任何同情。儒家试图在朝廷利益和百姓福祉之间寻求平衡，反对扩张性战争和过度征税。

法家霸道，为了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，不惜使用无耻的手段；儒家追求王道，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。

法家注重法制，不承认人民的首创精神。他们主张用严厉的惩罚和严厉的法律来强迫人们服从。儒家注重礼仪，主张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智者，从而实现社会变革。

法家方便实用，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高效率。儒家思想从人心到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神宗怎么等得了？

王安石与神宗的会面，令当时政界和后世史家惊叹不已，视为天意。苏轼责怪宰相曾公亮没能阻止青妙法。曾公亮曰：“商、安石如一人，此为天道。”

神宗与王安石“如同一个人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法家出身。神宗还是英王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突然拿出一份自己新抄的《韩非子》，让御史校对。他的老师孙勇知道后不以为然地说：《韩非子》“危险严酷”，这违背了儒家经典中的皇帝圣旨。希望国王不要担心。

年轻的英王听了孙勇的话，辩称我抄写这只是为了丰富宫中的藏书。我不喜欢它。这种解释实在是想掩盖事实真相。以郢王的地位和北宋开封便利的购书条件，要丰富藏书，为何还需要亲手抄写呢？

自即位以来，大家都喊着“开源节流”，神宗的伟大理想一直藏在心里，无法推行。只有王安石告诉他，经济困难“不是今天的急事”，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就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。 “善于理财的人，不会送给人民，而是为国家所用。”在不干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下，就能实现理想。这是两全其美的，你会得到你想要的！

神宗与王安石一见钟情。从此，王安石掌管财政，神宗掌管朝政，宋朝的政治主题正式转移。

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、文化学者赵冬梅新书《法度与人心》（中信出版社），经史读部授权发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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